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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安徽青年张先著报考公务员，成绩第一，却因携带乙肝病毒被取消录取资格。

随后他起诉了市人事局，法院认定人事局行为违法，这个案子也被称为 “ 乙肝歧视维权第一案 ”。

他之所以遭遇这样的歧视，和当时乙肝在中国的流行程度密切相关。

在那时，中国是名副其实的 “ 乙肝大国 ”。

1992 年全国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当时中国约有 1.2 亿人感染乙肝病毒，占全球三分之一左右，是乙肝疾病负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全国人口的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约为 9.75%，差不多每 10 个人里就有一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远超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高流行区标准（>8%）。

更可怕的是，那时候全国 5 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率也有 9.67%。

但在 22 年后的 2014 年，这个数字下降了 97%，只有 0.32%。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让中国摘掉乙肝大国帽子的重要公共卫生策略：国家免疫规划。

乙肝的全名是乙型病毒性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HBV）引起的一种肝脏感染。

根据病情发展速度，乙肝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但临床上的急性病例已经较为少见，现在我们提到的乙肝主要指后者。

慢性乙肝通常指感染超过 6 个月，由于免疫系统不能清除病毒，导致持续或反复的肝脏炎症反应。

早期症状较轻甚至没有明显症状，但随着病情发展，可能出现肝脾肿大，严重时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危及生命。

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 2024 年全球肝炎报告，在 2022 年，全球约有 108 万人死于乙肝。

但遗憾的是，目前的医疗手段还不能完全根治慢性乙肝，只能靠口服抗病毒药物和注射干扰素等方法延缓病情进展。

那么问题来了，在上世纪的中国，乙肝病毒为什么会广泛流行？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乙肝病毒是怎么传播的。

与肺结核这类可以通过飞沫和气溶胶传播的传染病不同，乙肝主要通过母婴、血液和性接触传播，日常的社交接触，比如握手、拥抱、共同进餐、共用办公用品等行为几乎不会感染乙肝病毒。

研究表明，母婴垂直传播是慢性乙肝的主要来源，占国内新发感染病例的30%-50%。

感染乙肝病毒的母亲可能在分娩时将病毒传给新生儿，而新生儿免疫系统尚未成熟，

如果在这一时期感染乙肝病毒，约有 90% 的几率发展为慢性乙肝，形成代际传播。

同时，在 70 到 90 年代，国内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医疗条件有限，注射器、针头等医疗器械的重复使用现象普遍，且往往伴随着消毒不彻底或不规范等问题。

这种不安全的医疗操作极大增加了医源性感染乙肝的风险，直到一次性医疗器械逐步普及之后才得到了缓解。

此外，当时的血液采集和输血管理体系还不完善，部分地区甚至存在有偿卖血行为，再加上对血液制品的处理流程监管不严，导致含有乙肝病毒的血液或血制品被用于临床，造成部分地区出现了输血相关的感染。

在家庭内部，由于生活接触密切，偶尔可能存在血液接触的情况，造成水平传播，这进一步加剧了乙肝在家庭中的聚集现象。

种种因素叠加之下，乙肝病毒在国内呈现出大规模流行的态势，造成了严重的健康、经济和社会问题。

根据 2021 年出版的《 病毒性肝炎 》第三版，我国每年约 30 万人因感染乙肝病毒有关病死亡，每年因慢性乙型肝炎（包括肝硬化、肝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9000 亿元人民币。

而且因为当时普通人的医疗知识有限，不清楚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导致社会上普遍存在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严重影响了他们在入学、就业、婚恋等方面的权利，造成了深刻的社会问题，视频开头提到的张先著只是那个年代下被歧视的千千万万个乙肝患者中的一员。

所以，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有效预防乙肝病毒的感染，阻断它的传播链呢？

相信有不少差友已经猜到了，就是疫苗。

对还没有感染过乙肝病毒的人群来说，乙肝疫苗是最经济也最有效的防护手段。尤其是新生儿和婴幼儿，在出生后 24 小时内接种首针乙肝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母婴传播的风险，从而切断代际间的传播链。

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疫苗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

早在 1975 年，陶其敏教授带领的团队就成功研制出了乙肝疫苗。

为了验证疫苗的可靠性，陶其敏教授甚至亲自进行了注射实验，但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庞大，疫苗供应很快出现了紧张。

为了满足需求，中国决定进口美国默沙东生产的的重组 DNA 乙肝疫苗。

最开始，默沙东打算按照三针乙肝疫苗 100 美元的价格向中国出售，但那时中国农民的平均月收入才 50 块左右，这笔钱对大多数家庭来说都难以负担。

经过中美双方的多轮谈判与协商，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和默沙东董事会主席兼 CEO 罗伊·瓦杰洛斯的大力推动下，默沙东同意以 700 万美元价格将基因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国，乙肝疫苗短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次技术引进也成为了中国乙肝防控史上的关键转折。

再后来，随着中国的疫苗生产体系逐渐建立，国产乙肝疫苗陆续投产，国内的新生儿接种需求得到了有力保障。

真正让乙肝疫苗在国内开始普及的事件发生在 1992 年，这一年卫生部正式将乙肝疫苗纳入儿童计划免疫管理。

中国开始从国家层面系统性地通过疫苗预防新生儿和儿童的乙肝病毒感染，此后政策不断深化：

2002 年，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实现了疫苗免费。

2005 年，实现了对所有新生儿的免费接种，彻底扫除了经济因素对疫苗接种的障碍。

在一系列举措的推动下，新生儿三针乙肝疫苗接种率从 1985 年的 17.71% 上升到2017 年的 99.53%，首针及时接种率也从 1992 年的 23.5% 上升到 2017 年的95.96%。

最终，中国把 5 岁以下儿童的乙肝病毒携带率下降到了 0.3%，比世界卫生组织对西太区提出的目标（<1%）还要低。

虽然目前国内仍有约 7500 万乙肝病毒携带者，但新发感染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遏制，有效地预防了数千万可能出现的新增感染。

换句话说，中国之所以能逐渐走出“乙肝大国”的阴影，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大力推行以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为核心的国家免疫规划。

看到这儿的差友们可能有一个疑问：这个推动乙肝疫苗普及的国家免疫规划，是怎么诞生的？甚至在国内也不是第一次发挥作用。

实际上，抗击乙肝并不是国家免疫规划第一次发挥作用，它的出现和另一个全球性的传染病脱不开关系。

70 年代，全球公共卫生领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世界卫生组织在即将消灭天花的前夕，于 1974 年发起了 “ 扩大免疫规划 ”。

这个规划的目标是借鉴天花项目的成功经验，向全球所有儿童普及基础的、能够挽救生命的疫苗，以应对各种严重威胁儿童健康的传染病。

事实上，很多人胳膊上那枚浅浅的疤痕，不仅是接种疫苗留下的印记，也孕育了后来 “ 免疫规划 ” 理念的萌芽。

1978 年 9 月 12 日，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在哈萨克斯坦通过了《 阿拉木图宣言》，明确了初级卫生保健必须包括预防主要传染病的免疫接种，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 “ 扩大免疫规划 ” 的制度化实施。

中国也在同年开始实施后来被称为 “ 计划免疫 ” 的国家免疫规划体系，成为世界上最早实施广泛覆盖免疫规划的国家之一。

这之后，我国又陆续颁布了《 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等文件，不断规范和优化免疫程序。最终让国家免疫规划在抗击小儿麻痹症、乙肝、麻疹等传染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说到底，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就一个：为特定人群免费接种特定疫苗。

这个特定人群主要指的是适龄儿童，但部分疫苗也会根据疾病流行风险，在重点地区或对高风险人群进行接种。

具体是怎么实施的呢？

从刚出生一直到 6 周岁，适龄儿童有一整套科学且严密的疫苗接种方案。

具体来说，新生儿出生的第一天，就会被接种人生中的第一针疫苗（乙肝疫苗和卡介苗）。

除了预防疾病外，这些新生儿还会拿到人生中的第一个 “ 国家级 ” 证件：预防接种证。

它不仅记录了疫苗的名称、剂次、接种日期、生产企业和追溯码，也常常作为健康凭证，出现在入托、入学，以及部分就业、出国等环节。

接种证内还印有 2021 年版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表，数字代表每种疫苗接种累计剂次数，例如乙肝疫苗的 1， 2， 3，分别代表是出生时接种第 1 剂，1月龄接种第 2 剂，6 月龄接种第 3 剂。

那么，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人力和财力去推行免疫规划呢？

在流行病学领域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群体免疫。

指的是当人群中绝大多数人（通常需要达到 85% - 95% 的接种率）通过接种疫苗获得免疫力时，病毒或细菌的传播链就难以形成。

这不仅能保护已经接种的人，也能间接守护那些因为免疫系统缺陷或健康原因而无法接种的脆弱人群。

从成本效益上看，接种一支疫苗的成本，也要远低于治疗相应传染病所带来的直接医疗开支和间接社会成本。

而且如果没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会完全依赖家庭的经济条件，免疫规划通过免费提供疫苗，最大程度地确保了每一个儿童都能平等地获得最基础、最重要的健康保障。

推行国家免疫规划的成果也很显著，自 2000 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没有本土脊髓灰质炎的病例报告，麻疹、百日咳、白喉等传染病的发病率也降到了历史低点。以乡为单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也达到了 90% 的目标。

而且，国家免疫规划里包含的疫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 1978 年国家免疫规划首次推出时，免费向儿童提供的疫苗只有四种，包括卡介苗、百日破疫苗、麻疹疫苗和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

那时候，这种可以口服的疫苗有个更家喻户晓的名字：糖丸。

是的，很多人小时候都吃过那颗裹着糖衣的小药丸，正是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

2008 年，卫生部等部门颁布文件，宣布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范围，将疫苗种类增加到 14 种，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也相应增加到 15 种。

而且，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范围马上又要扩大了。

2025年10 月 30 日，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从 11 月 10 日起，在现行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基础上，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组织各地为 2011 年 11 月 10 日以后出生的满 13 周岁女孩免费接种 2 剂次双价HPV 疫苗，间隔为 6 个月。

大伙儿应该都知道，宫颈癌是我国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而 HPV的持续感染是根本病因。

通过接种 HPV 疫苗从源头预防 HPV 感染，是消除宫颈癌最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2023 年，国务院印发了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 2023 — 2030 年 ），把 HPV 疫苗接种列为核心策略之一。

在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前，HPV 疫苗主要依靠自费接种，尽管市场需求旺盛，但由于价格相对较高、供应有限等问题，导致国内整体的 HPV 疫苗接种率，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覆盖率还不够高，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和经济差异。

部分财政实力较强的地区会为适龄女生免费提供国产二价 HPV 疫苗，但并不普遍。这次 HPV 疫苗的加入，可以确保不同经济水平家庭、不同地区的适龄女生都能平等获得接种机会，减少健康不公平现象。

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的公共卫生目标，正在从控制传统急性传染病，逐步拓展到预防和控制与感染相关的慢性病和恶性肿瘤。

回过头看，这几十年来，从糖丸到乙肝疫苗，再到 HPV 疫苗，国家免疫规划不断扩大、不断更新，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广，背后的意义也愈发深远。

也许我们早已习惯了打疫苗这件小事，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注射，为社会筑起一道道健康屏障，让传染病不再肆虐，也让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加安全。

回过头看，乙肝在中国的流行，无疑是一部交织着沉重负担与卓越成就的公共卫生史诗。

中国之所以能扭转乙肝大国的局面，离不开几代科学家的呕心沥血，也离不开国家免疫规划的默默守护。

这不仅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一次伟大成就，也为全球病毒性肝炎的防治树立了典范。

如今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既为女性健康筑起了坚实防线，也体现了我国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责任担当。

即便疾病的风险将会伴随人类一生，但这份倾注了几代人心血的健康承诺，永远是留给未来最好的礼物。